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大汉东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段鹏琦在他的著作《汉魏洛阳故城》一书中，毫不掩饰的赞美着洛阳城的昔日辉煌：“故城背负四百里巍巍邙山，南临流不断千年洛河，蒿榛丛莽的古城垣，断断续续地逶迤于伊洛平原之上，清晰地勾勒出故城遗址的宏伟轮廓。宽广的太学废墟、高大的灵台旧址、壮观的永宁寺木塔基址，依然透露出昔日大国京都的雄姿！”

　　洛阳名声在外，先后有十多个国家在此建都，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瑰宝。而东汉与曹魏两代王朝，则是这一段辉煌的开拓者，虽然强盛一时的汉魏洛阳城已经消失于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但它仍然使无数后人禁不住展开遐想，追忆那段伟大而又辛酸的往事。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地称帝，同年十月迁都洛阳。从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东汉建立初期，朝廷上对于迁都长安还是继续定都洛阳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论。最终，洛阳无可媲美的天然地理优势和时局成为决定性因素，使它作为大汉王朝的第二个首都开启了一段传奇。

　　首先，洛阳“当天下之中”，从三代时期开始就成为了全国交通体系中扼控四方的枢纽，之后西汉又对洛阳周边的交通道路进行了改进、重建，并且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开发了水路交通，可以说在东汉建立之前，洛阳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当天下之中，在功能上也被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天下之重”。【……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理均矣。——西汉·刘敬】

　　洛阳位于邙山与洛水之间的开阔地带。邙山是秦岭余脉，山势险峻，连绵不绝。洛水自西向东流过洛阳城南，然后继续向东在洛阳东南方向与伊水汇合，又继续向东注入黄河。考古勘察结果显示，洛水北距洛阳城南垣2公里。这种南临河、北倚山的格局，即所谓的“山河拱戴，形胜甲于天下。”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孕育出了洛阳肥沃的土地。《尚书·禹贡》把洛阳划为豫州，称豫州之地“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赋杂上中。”豫州西部山地较多，但洛阳却位于盆地，伊水和洛水宽阔的冲积平原和黄土台地，适合很多农作物生长。除此之外，洛阳周围还有大片森林能够提供优质木材用于城市发展建设，比如崤山、首阳山、熊耳山、邙山、伊阙山、嵩山、王屋山等等。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洛阳不出意外的也成为了经济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在西汉时期已是仅次于长安的商业都会。

　　如此重要的大都市，安全保障当然也是第一位的。洛阳“左据成皋，右阻渑池。前乡嵩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期，正是因为周亚夫率领的军队控制了荥阳，汉军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东汉洛阳城的规划尚不完善，而且依据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生活习惯，城市的规划布局也不尽合理，如：洛阳城主要分为皇宫、内城、外城、乡四大部分。内城，古文中多用“城”代指，包括皇宫和上流人士居住的区域；外城，即古文中的“郭”，指的是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的区域，大多数平民居住在此，规划比较混乱，通常认为由最原始的聚落形式自然形成。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城墙主要用于区分贵族与平民，而非军事防御，这在之后会提到。此外，由于两汉、魏晋时期，中国实行坊市分离，即居住区和商业区明确区分，所以生产、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外城，甚至更外面的乡。

　　这个局面直至魏文帝曹丕在位期间才稍有改观，他在重建洛阳城时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的城市中轴线的概念，为后世的北魏进一步扩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按照不同设施的功能，洛阳城大概可以分为基础设施、政治区、居民区、商业区、祭祀区五大部分。但由于洛阳的主要区域划分是以身份等级为主，因此各功能区的划分并不是非常明显，尤其是郭与乡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本文将着重按照地理布局进行逐一介绍。

　　汉魏洛阳城的城墙东、西、北三面都有墙垣残留，南面墙垣由于洛水河道的北移已被冲毁。《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因此洛阳人称“六九城”。根据考古得出的数据，东城残垣长3895米，西城残垣长4290米，北城残垣长3700米。推测城墙周长总长度合汉代约31里，与记载吻合。

　　城墙上开12门，每门三阙，考古已经探明的城门有10座，确定为汉魏洛阳故城城门的有8座。《洛阳伽蓝记》的记载：

　　东面有三门：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汉曰上东门……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东阳门，汉曰中东门，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阳门，汉曰望京门，魏晋曰清明门，高祖改为青阳门。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宣武帝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东头曰广莫门，汉曰谷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下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西面有四门，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汉曰广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次北曰西阳门，汉曰雍门，魏晋曰西明门，高祖改为西阳门。次北曰阊阖门，汉曰上西门……次北曰承明门。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

　　这是目前考古已经确认的9座洛阳城门，陆机《洛阳记》载：“洛阳十二门，门有阁，闭中，开左右出入。城内大道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夹道种槐、柳树。”其中承明门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新建的城门，东汉与曹魏时期无此门。而雍门因为是“斜出”，所以后来北魏时期被孝文帝废掉了。史料中提及了一个金墉城，这是位于洛阳内城西北角的一个小城，魏明帝曹叡在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修建，又在里面造了包括西宫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宫殿楼台。曹魏后期开始，被废的皇帝、皇后都被囚禁在这里，晋代魏时期，曹氏宗族和宫人也被拘押在此处，在金墉城蹲过的名人包括曹芳、曹奂、晋惠帝司马衷、废太子司马遹、贾南风。自从贾南风以后，几乎形成了惯例，历代朝廷每有皇帝皇后和权臣被捕，大都囚禁于金墉城内监管。

　　由于南面残留城垣被洛水冲毁，所以考古只能大概定位，尚无实物发现。不过《洛阳伽蓝记》很清晰的记述了南面的情况：

　　“南面有三门：东头第一曰开阳门。初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玡郡开阳县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遂以开阳为名。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阳门，汉曰津门，魏晋曰津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南面城门是争议最多的，主要问题在于平城门的定义模糊。按照《后汉书·五行一》记载的蔡邕发言：【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即平城门是洛阳城的正门。但因为有《后汉书·百官志》的如下记载，产生了意见分歧：

　　史料①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旄门、中东门、上东门、穀门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夏门、凡十二门。

　　史料②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

　　按史料①，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北宫门】，在洛阳十二门之外，而平城门显然在十二门之列，属城门校尉管辖。如果平城门是洛阳南边的城门，为什么要附在平城门之后记述北宫的宫门？按史料②，守卫南宫宫门的南屯司马一职是平城门的负责人，那么平城门就是南宫的宫门，而非洛阳的城门。但是这也无法解释南边的门与北宫有何联系。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生院教授钱国祥在自己的学术报告中认为，南宫宫墙十分接近洛阳南城墙，南宫的南门与城墙的平城门相连，且距离很近。北宫门指的就是南宫的南门，之所以称为北宫门，是相对于平城门而言位于北侧。（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因此可以推测，平城门实际由两道距离很近的大门组成，北侧门即南宫南门，南侧门即洛阳城正门。虽然两个门距离很近，既是洛阳城门也是南宫宫门，但毕竟是两个门，因而南侧的平城门属城门校尉管辖，北侧的宫门归卫尉所属的南屯司马管辖，明确区分皇宫职责与洛阳城的职责。

　　《史记·高祖本纪·正义》注引《括地志》提到“秦时已有南北宫”，此说仍有待考证。但两座皇宫在西汉时期可以确定存在，并且南宫已经颇具发展规模。《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五年置酒雒阳南宫”，王莽地皇三年“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镇南宫”，可见西汉时代的南宫一直在使用中。刘秀定都洛阳后，也是先住在南宫里的却非殿，因此却非殿大概就是西汉时期的建筑，之后又在南宫修建了重要的前殿，章德殿。虽然南宫尚未被发掘，具置也存在一些争论，但东汉初光武帝统治时期，南宫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包括朝会等在内的大型活动都在前殿举行。南宫中轴线余座宫殿台观，根据《元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记载，南宫里的宫殿有：崇德殿（正殿）、却非殿、章德殿（前殿）、玉堂殿、嘉德殿（汉灵帝母亲董太后居住，也称作永乐宫）、宣德殿、乐成殿、承福殿、宣室殿、明光殿（尚书郎奏事场所）、显亲殿、建始殿、含章殿、敬法殿、铜马殿、清凉殿、凤凰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中德殿、平朔殿、千秋万岁殿、温德殿、灵台殿（灵帝中平二年，南宫火灾，烧灵台殿、乐成殿，后向西蔓延至嘉德殿、和驩殿）、杨安殿（献帝东归，将军张扬以修复洛阳宫室以为己功，遂以杨命名）、兰台、云台、阿阁、长秋宫、东宫、西宫、东观、承凤观、承明堂、万金堂、嘉德署、南署、侍中寺。《元河南志》引《后汉东都城图》上面还有金马殿、建德殿。

　　北宫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历时五年。其中最重要的是德阳殿，这座宫殿规模宏伟、气势磅礴、金碧辉煌。【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於此。——蔡质《汉仪》】兰台令史李尤写了一篇《德阳殿赋》，从中可以看出德阳殿的奢华，有水池、竹林，果园里还种了葡萄、橘子、柚子、桃子，连鸿雁都被吸引来这里栖息。此外，德阳殿前面还建有五个高耸入云的阙楼，名为朱雀五阙，四十里外都能看到。【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西晋崔豹所著《古今注·都邑》曰：“……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值得一说的是，西汉长安城的建章宫与洛阳北宫级别相当，门前有个凤阙，是双重阙，阙楼上画了一只凤。而洛阳北宫德阳殿门前的朱雀五阙是三重阙，阙楼上画两只朱雀，从里到外盖过建章宫一筹，德阳殿的排场简直牛的一批。还是根据《元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的记载，北宫里面的宫殿包括：德阳殿、崇德殿、和欢殿、安福殿、宣明殿、温明殿（此殿存在争议，因“温明”是冥器，盖在尸体上的丧葬用品，用以殿名似乎不妥，虽然史料有明文记载，赵王刘如意也有温明殿，但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北宫的温明殿是笔误）、章德殿（光武帝、章帝、和帝三代在此去世，推测环境很好，适宜养老养病）、寿安殿、含德殿、章台殿、天禄殿、温饬殿、迎春殿、永宁殿、崇正殿、永乐宫（桓帝母亲居住）、增喜观、白虎观（章帝与群儒讲五经之所，一次经学史上的重要会议，史称“白虎观议”）、九子坊、东掖庭、西掖庭、崇德署、掖庭署、朔平署、鉤楯署。《后汉东都城图》上还有延休殿、安昌殿、景福殿、永安宫、平洪殿。

　　北宫建成以后，就取代南宫成为了东汉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皇帝即位和日常朝会等活动多数都在北宫的德阳殿和崇德殿举行。北宫的南门是正门，门洞宽达46米，是洛阳城中规模最宏伟的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说，汉代车轨宽1.5米，而北宫南门的宽度可以并行30道车轨，是西汉长安城直城门三个门道总和的192.5%。另外，汉灵帝是个疯狂的雕塑爱好者，他在南北两宫的很多宫殿门前放了无数铜人、铜马、铜兽，铜钟，还派张让在平城门外铸了喷水的天禄（类似鹿和麒麟的灵兽）、虾蟆（蛤蟆）和翻车、渴乌，并引水分别入皇宫和郊外，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套城市自来水系统。【《汉记》记载：灵帝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昌门外桥东，注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洒南北郊。】曹操的孙子曹叡继承了汉灵帝这个“光荣传统”，不仅在宫里铸了高达三四丈的铜龙、铜凤，更把长安皇宫的大批古董雕塑搬到了洛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对铜驼，据陆机的《洛阳记》记载，铜驼高九尺，脊背比太尉府还要高。它们被安置在北宫南部新建的阊阖门外道路两侧，而这条道路即曹魏一手打造的城市中轴线，直通城南正门，人称铜驼大街，洛阳八大景之一“铜驼暮雨”由此诞生，时至今日仍为旅游打卡圣地。【东晋华延儁《洛阳记》云：“汉有两铜驼，在宫之南街四会道头，夹路东西相对，高九尺，汉时所谓铜驼街。”】骆驼象征着连接跨越欧亚大陆的商队，事实上自东汉开始直至隋唐，洛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取代长安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东边起始点。

　　南、北二宫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建筑，便是“复道”。复道是架在半空中，上下皆可通行的空中走廊，上面还覆盖有屋顶，从北宫朱雀门至南宫玄武门相连。南北宫的复道有三条，中间皇帝专用，左右两侧分别是官员与侍者，每十步设置一对侍卫。可以想象，皇帝过复道的时候一定气场十足，他看着脚下巍巍大地，大概一种唯我独尊感觉。

　　但是，这样的待遇大概汉灵帝之后的皇帝们就无福消受了，因为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一把大火将洛阳城烧了个干干净净。

　　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在代汉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重建洛阳城。【（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三国志·文帝纪》）】

　　《世说新语》记载，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后，曹操回到洛阳，并重建了建始殿，用的是濯龙园的木材，大概时间紧迫，没有精力去城外的山上砍伐大木。不过东汉的建始殿在南宫，而濯龙园位于北宫西侧，因此曹操重修的并非原南宫建始殿，而是在原北宫区域内新修的宫殿，只不过与东汉南宫的建始殿同名而已。具体原因裴松之的注释里说的很明确，曹丕即位后一直住在北宫的建始殿：【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陈思王植诗曰“谒帝承明庐”是也。至明帝时，始於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

　　同时，裴松之也提到，曹叡重建洛阳时在原南宫遗址上新修了很多宫殿，不过此“南宫”的准确度令人怀疑，因为考古勘探表明，曹丕、曹叡父子重修的洛阳宫殿和建筑包括：太极殿、昭阳殿、式乾殿、九龙殿、嘉福殿、陵云台、灵芝池、芳林园、景阳山、天渊池、九华台，以及宫城大门阊阖门、云龙门，全都位于洛阳城北部以及汉北宫故地，并且与北魏洛阳城相应建筑的遗址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曹丕、曹叡只是在汉北宫的原址上重建了皇宫。那么曹魏洛阳宫是否也有南宫、北宫之分呢？钱国祥教授认为是的。根据陆机《洛阳记》的记载：【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加上裴松之注释的【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则可推测曹魏的北宫实际为后宫代称。加上曹植所作《毁鄄城故殿令》中的内容“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德阳而立泰极”（德阳殿为汉北宫正殿，朱雀门为北宫南门，亦因德阳殿前至北宫南门之间有朱雀五阙，故名，前文已述），就更加可以断定曹叡重建的洛阳宫就是位于原东汉北宫故地，而非南宫。

　　曹丕、曹叡父子先后大规模重建洛阳城，使其逐渐恢复了昔日风采，而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之前城市建设没有中轴线的格局，以太极殿、阊阖门（朱雀门）、铜驼街、宣阳门（小苑门）一线为中轴，也就是所谓的“建中立极”（建中轴、立太极），为北魏扩建洛阳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更为后世的城市发展规划指出了一个明确方向，其影响深远至现代。从这个方面来说，魏文帝和魏明帝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

　　目前考古已明确位置的朝廷机构有三公府，即位于洛阳内城东南角的司空府、司徒府、太尉府，以及内城东北角的太仓与武库。两汉的三公府有四个门，用以随时听取报告。府中除了办公室外还有官舍和吏舍，供官吏和家人居住。

　　《太平御览》引《风俗通》记载：【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事，吏留辨处，勿失其正也。】可见亭原本的意思就是“停留、休息之处”，到秦汉时期成为独立的行政机构，除了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的馆驿职能外，还负责治安执法。（笔者PS：刘邦做过泗水亭长，也就是类似片儿警兼旅馆老板的职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里一亭”并非是指方圆十里范围设置一个亭，这个“里”并不是面积或者长度单位，而是古代居住区的特定称谓，下一个章节会提到。

　　汉晋时期的亭外观类似现在的小亭子，但是要大许多，平时有亭吏驻守。洛阳有十二门，以此为基准交互纵横延伸出二十四条街路，状似棋盘，因而形成了二十四亭。不过亭与街路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具体每个亭负责的范围还有待考证。根据《元河南志》的记载，洛阳城的亭分别是：芳林亭、奉常亭、广世亭、昌益亭、广英亭、定阳亭、遮要亭、暴视亭、广阳亭、西明亭、万岁亭、千秋亭、夕阳亭、东明亭、祝中亭、东因亭、建春亭、止奸亭、德宫亭、东阳亭、安众亭、孝敬亭、清明亭，共计二十三亭，另一亭的名字亡佚。

　　很多学者认为所有这些亭由于处在都城洛阳的缘故，因而统称为“都亭”，即都城之亭的意思。亭的主要功能是邮传（快递）、司奸盗（派出所）、馆驿（旅馆），每个亭都有鼓，正式名称叫做建鼓，用以召集号令，后世的击鼓鸣冤大概由此而来。还设置有亭舍，就是小旅馆，但不是面向所有普通大众开放，而是只接待往来官吏及其家属。有观点认为亭舍大都位于城墙外及护城河附近，为了给晚上关城门宵禁之前没来得及进城的人提供方便和住宿（另有接待使节和外宾的正式驿馆都在内城，因此城门关闭期间，外城确实需要类似亭舍这样的地方提供临时休息）。此外，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也可推断，亭的建筑比较牢固，可以驻军，最多能够达到数千人。

　　另有一种说法是缺失一亭的名字就叫做“都亭”，即都亭并非所有二十四亭的统称，而是单独某一个亭的名字，因为《后汉书》有多处记载洛阳都亭，并且其中不乏张纲将车轮埋在都亭，以及何进在都亭屯兵的记载，而且有明文记述汉质帝即位前就住在都亭。此观点认为都亭是洛阳二十四亭中面积最大的亭，可能位于城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人流量大，因此备有车马，亭舍也较其他亭更大，治安任务更重，建筑也更高大，前面有街和广场，推测可能更靠近皇宫。

　　这两种说法目前还没办法进行统一，也无法辨别哪个更准确，只能期待专家学者们进一步考据和发掘了。单就笔者自己的观点来说，都亭是统称的说法似乎更具说服力。因为《后汉书·灵帝纪》其实提到了一个【夏门亭】，可能就是失落的最后一亭的名字。【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己亥，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目前不能确定的是这个夏门亭在汉灵帝之后有没有改名，变成了《元河南志》中二十三亭之一。但需明确一点，亭的职责范围只是信件传递、治安、馆驿，并无其他行政职能，与现代城市的区不可等同。

　　宋代以前，中国实行坊市制，即居住区与商业区隔离。而坊是在隋唐以后才明确定义为城市居住区（如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引以为傲的一百零八坊）。在此之前居住区多称为“里”，汉魏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里和坊同时并存的情况，而实际并没有太大分别。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志》记载，两汉时期“百家一里，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啬夫，有游徼……”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家庭成为一里，大概相当于现代的社区；里的长官正式名称叫做“里魁”，但里正似乎更被历史爱好者们熟知，先秦时代的里正和两汉的里魁职能差不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社区主任，除了负责处理百姓家柴米油盐的琐碎事，里魁最重要的职责是劝导农桑和督催赋税。因此这个里不是指长度单位，不能与汉里、公里等单位混淆。而且虽然每十个社区设置一亭，但前文已述，亭长并不插手民事诉讼，像经济案件之类的事情是不予立案的，亭只维护治安，因此亭和里并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并行的两套系统。

　　根据东汉的人口数量以及洛阳城市规划布局，有学者推测洛阳城大约存在140至220个里坊，多数位于郭区和乡，内城由于是皇宫和行政机构所在，因此居住区面积不大，主要是上流贵族和皇亲国戚才住在里面，接受城墙的保护。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步广里与永和里，董卓就住在永和里：【……北有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犹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掘此地者，辄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峦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洛阳伽蓝记·城内》）】可以得知，由于居住在永和里的业主都是上流人士，因此被称为“贵里”，即“高档社区”。与此相应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外城南部由于居住很多外族，所以被嫌弃为“贱里”，即“棚户区”。尽管这只是后世北魏的称呼，但魏晋皆承袭汉洛阳，应该也是有所关联的。此外，还有一个永康里很有意思，《洛阳伽蓝记》记载荀彧在此处有房产：【西阳门内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内复有领军将军元乂宅。掘古井得石铭云是汉太尉荀彧宅。】这条记载的准确性还有待考证，因为曹魏迁都洛阳前荀彧即去世，洛阳为何会有他的宅邸？唯一可能是魏国迁都后追赠给荀彧的房产，如果是这样，那么应是荀彧后代继承房产，荀恽住在这里的可能性最大，但是荀恽与曹植亲善，又与曹丕的死党夏侯尚不睦，遭到曹丕记恨，因此曹丕和曹叡都没有道理以给他父亲的名义赠与一套内城的高端房产。又或者是赠与荀恽的儿子们的，但差了两代人，为何要称作是给荀彧的呢？无论如何，永康里的房子都不会是荀彧住过的。

　　根据规定，各家的房门不许面向街路，只有少数贵族和特别地位的人可以临街开门，这个规制从汉代至唐代一直没变。另外，由于坊市隔离，且不能临街开门，所以某些影视作品中前门开店后院起居的形式在汉代也不可能出现。

　　考古发现的《肩水关汉简》中记载了洛阳的42个里坊名字，但《肩水关汉简》确定的时间跨度是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因此这42个里坊究竟哪些只属于西汉，哪些只属于东汉，哪些在两汉同时存在，已经无法考证。除此之外，其他发掘的汉简中还有5个里坊，分别是《居延汉简》的北昌里、西槐里、上商里，《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杨里，以及《敦煌汉简》的安里，除了可以确定两汉都存在上商里外，其他4个也都无法确定时间。

　　根据《元河南志》、《后汉书》、《东观汉记》等史料记载，可以确定为东汉时期的洛阳里坊名称只有6个，分别是步广里、永和里、延熹里、上商里、南许里、左池里。另有两个疑似东汉时期的里坊，即前文所述的永康里，以及一个戚里。顾名思义，戚里就是外戚居住的社区，可以确定西汉长安城有戚里（徙其家长安中戚里。（《史记·卷一百三》），曹魏第一个都城邺城也有戚里（亦有戚里，寘宫之东。（左思《三都赋·魏都赋》），而东汉洛阳城关于戚里的存在尚缺少确凿证据，唯有《后汉书·卷三十六》称赞张霸时提到“霸贵知止，辞交戚里。”然而由于戚里常常在文学作品中拿来代指外戚，所以这条记载还不足以证明东汉洛阳城有戚里。《太平御览》在引用《老君传》时提到一个神仙名叫阴长生，说他“后汉戚里专务道术。”算是一个关于东汉戚里比较明确的说法，不过涉及神仙鬼怪的史料本不足信，这条记载的真实性有多高还无法确定。

　　由于洛阳的里坊名称实在太多，包括文献中记载的北魏洛阳城一些里坊名字也可能从汉魏洛阳沿用下来，因此本文不一一列出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另行研究，或者找我来共同探讨。

　　关于居住区还有需要特殊说明的情况。其一便是内城与外城的郭区不同，内城居民由于家世显赫，还有一个特殊编制，称为“闾”。有些文献说“里门称闾”，于是便有人认为闾不是居住区，而仅仅是里的大门。《管子·八观》说：“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因此每个里实际都是封闭式的，周围建有里墙，两头各有一个门连通外面的街路，在《说文解字》中也有明确的解释：“闾，里门也”。但是按照古礼，25家为一闾（《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羣侣也。”），所以闾早在周代就是一个常设的城市规划区，至于里门一说，大约直到魏晋时期才出现，大概率是重建洛阳城的两个人——曹丕和拓跋宏设立的。

　　汉魏洛阳内城有闾这个区域应该比较确定，因为还有一个特殊现象，便是两汉时代著名的“闾巷少年”。【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耳。（《史记·货殖列传》）】这是司马迁对西汉时期闾巷少年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群浪迹与市井之间的少年犯，具有一定黑社会性质，在两汉时期被视为侠气。到了东汉，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虽然这种任侠之风犹存，可是性质变了，少年不再是原来“单纯”的少年。

　　还有窦融“以豪侠为名”，董卓“以健侠知名”，袁绍“以豪侠得众”，东汉任侠的少年们纷纷投靠有背景的“老大”，甚至很多权贵子弟本身就成了任侠的少年。前文已述，洛阳内城居住的都是权贵，普通的底层少年是不可能住在里面的，因此内城的闾巷少年更多便是代指那些受两汉任侠之风熏陶、向往自由生活的膏粱子弟们，类似现代“大院里的孩子”，他们仗着家里长辈有权势，每天飞鹰走狗、饮宴享乐、打架斗殴、欺男霸女，这其中最出名的大概当属袁绍和曹操了。史书记载曹操年轻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和袁绍一起抢新娘子的故事应该已经人尽皆知。【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世说新语》）】

　　这群闾巷少年以袁绍这样高门大户的子弟为首，过着浪荡奢靡的生活，惹是生非，圈子里不仅有许攸这种世家子弟，还有何颙这种名士，更有张邈这样纯粹的少年游侠。

　　说完内城的闾巷，再来说一说城外的郊区。城墙之内是内城，城墙之外是郭区，护城河再往外就应该算是郊区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有啬夫、有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普遍理解是汉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为积里为亭，积亭为乡，积乡为县，但是这样会有问题：前文所述两汉百家一里，那么积累起来一个乡则多达万户，而万户已经是大县的标准了。这个问题若要详细说起来会比较繁琐，需要专门撰文论述，这里简而言之，县、乡、里是行政区划，而亭并非单纯的区域划分，只是负责交通、治安、馆驿，因此亭不是一个正常的行政区划，不能与县、乡、里混为一谈，作为里和乡的中间机构，《汉书》记载的这个亭应与监察系统相对应，而不是与县、乡、里的行政系统对应。行政系统是积里为乡、积乡为县、积县为郡、积郡为州，监察系统的区域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监察州的是刺史部，这个与行政区划是相对应的，也没有歧义。但是到了郡、县一级就有了变化，监察郡的是督邮部，不仅负责监察太守，县一级的令和长也是他的职权范围，这就与行政系统不同了。小郡只需督邮一人，大郡则需再分部监察，《汉书·尹翁归传》记载：【田延年为河东太守，分所部二十八县为两部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虽然郡督邮的分部没有明确称谓，但是分工很详细。再往下，乡一级的监察官员是五官，也叫廷掾，且东汉时期的分部情况更多，《续汉书·百官志》记载【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其监属县分五部督邮曹掾一人。】当然不是每个县都要分成五部，四部、三部、二部也很多，甚至不分部，具体要看县的规模大小。这里与县分部对应的行政区域便是乡，也由此可知，每个县最多有五个乡。关于两汉行政区划和监察系统的内容还有很多，篇幅有限便不再赘述。

　　洛阳是首县，理应分为五部，即有五个乡，猜测可能分别是东乡、南乡、西乡、北乡和一个不知名字的乡，另外还有都乡，情况与都亭类似，不知是单独一个乡的名字还是所有乡的统称，另有说法是所有县都设置都乡，具体不明，有待考证。汉铢里有“南乡三老”印，汉《苍颉庙碑》文里记载着万年县有“北乡”，汉封泥里“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印都有（《续封泥考略》），以此可以推断乡在全国各县很多都是按照所在方位命名。曹操做过洛阳北部尉，按理说这个职务属于监察系统，监管北乡官员是否有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不负责治安，但他却管起了宵禁，还把平民百姓蹇图打死，这应该是北乡游徼的职责，甚至是洛阳令的管辖范畴，曹操实属越权。有人说曹操担任的其实应该是郡都尉，但郡都尉一职在光武帝建武六年就已经省罢，职责并入太守，所以曹操不可能担任郡都尉。【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后汉书·百官志》）】

　　商业区规模不算大，但最为丰富多彩。洛阳一共有三个集市，分别是内城西部上西门与雍门之间的金市、城墙外中东门与旄门之间的马市、城南具置不明的南市。陆机《洛阳记》：【大市名金市，在城中；南市在城之南；马市在大城之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马正林先生认为，马市可能在中东门外的干道上，与金市东西对称。南市则在城南洛河岸上，可能位于津门外干道上。金市大约在光武帝时期修建，因为与它同时期修建的社稷和宗庙一起构成了“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显然是有事先规划的。

　　东汉的市场都是封闭式的，四周建有围墙，每天清晨开放，傍晚关闭，停止交易。并且市场设置有官员进行管理。“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明法不補。员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啬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楫棹丞，三百石，别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马市东，有员吏六人。”市场里面还建有“旗亭”和“市楼”，是管理人员的治所，还有“市舍”供管理人员休息。虽然汉代重农抑商，但别看市长级别不高，却直属河南尹，洛阳令都无权对市场指手画脚，可见朝廷对商业还是比较重视。另外，由于市场人流量大，也经常成为处决犯人的场所，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清代。

　　此洛阳三市以外，还疑似有个粟市【永平三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晋书·食货志》】这个粟市的位置与马市略同，是否同一市场的不同称谓有待考证。

　　金市，顾名思义就是金属制品的交易市场。中国是贵金属贫乏国，金和银的储量都不高，即便是铜的储量也排不上号，所以各类金属制作的器具、饰品绝对属于高端奢侈品，只有内城上档次的贵族才有能力消费，而金市作为唯一处在内城的集市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金市大概除了交易一般商品外，货币兑换可能也是重要的一部分。五铢钱作为两汉法定货币，发行量一定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因此把金市比作大汉的心脏瓣膜恐怕再合适不过。既然说到商业和金市，不妨多讲两句货币，有观点认为五铢钱在汉末严重贬值，汉灵帝时期已经近乎废弃，这也许还可以商榷，因为汉灵帝时期无论建造宫室还是卖官鬻爵，价值都是与五铢钱挂钩的。如果一种货币已经贬值到废弃的地步，它就失去了流通性，不可能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汉灵帝也就无法拿到钱。而以当时物价来说，一个三公的价格大概一千万，地方官五百万，总体来说五铢钱还不至于到了废弃地步，至少比民国时期的法币价值高多了。另一个方面，喜好收藏的朋友都知道，东汉“剪边五铢钱”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铜钱，当时为了能够获得更多五铢钱，很多人把五铢钱周围的一圈剪下来，然后回炉重铸，如果五铢钱已经到了废弃地步，就不会有人费事这样做了，因为与廉价的货币相比，回炉加工的过程成本更高，说白了就是不值当子。但是正因为五铢钱还有很大价值，所以东汉人们费劲心思制假，除了剪边，还有磨薄、抠字等等一系列手段，而这才是导致五铢钱在东汉持续贬值的真正原因之一。从经济学角度讲，汉灵帝卖官鬻爵可能也是为了回笼泛滥的货币，进而控制物价吧。只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董卓执政以后直接把五铢钱杀死，简单粗暴的可怕。

　　第二大集市，也是面向高收入人群，即CBD黄金地段旁边的高端“4S店”——马市。马的珍贵应该不用过多阐述的，中原地区几乎不产马，且质量不高，仅益州一带为数不多的川马因耐力好，可供运输使用。汉武帝将马收归国营创造了不少财富，也刺激了中原养马的热情，但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比起来还是薄弱很多，因此马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有马骑的人无异于今天开着玛莎拉蒂的土豪，而普通百姓则更多使用牛车——更像今天既可耕地又能出行的拖拉机，只是不知道马市卖牛还是南市卖牛。汉灵帝光和末年，即黄巾起义前不久，一匹马炒到了二百万钱，按当时汇率折合二百斤黄金，简直令人咋舌。不过这时期朝廷监管已经比较松弛，苏双和张世平这两人或许是今天最众所周知的马匹走私犯，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处罚。除了马以外，驴在东汉引入了中国，风靡一时，很多名流都对这种奇怪的动物很感兴趣，王粲喜欢驴，他的葬礼上曹丕带头学驴叫，缅怀这位“驴友”，孙权用驴开诸葛瑾的玩笑，连汉灵帝也飚起了驴车，所以马市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大概除了名马还有名驴。

　　南市大约是综合购物广场，可能比前两个更贴地气，除了上述两个集市所特定的商品外，其他生活所用之物一应俱全，根据古代社会生活史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些南市售卖的东西，比如高端的笔、磨、砚，竹简是最普通的书写用品，档次高一点的用绢帛，最奢华的是纸。东汉已经有纸，但制作成本很高，价格昂贵，即便贵族也不是经常消费的起。此外，玉器也是上层名流的标配，蜡烛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不久，也是奢侈品，档次不比纸低。至于普通的大众消费品，大概最常用的要属燃料，照明燃料麻秸、取暖燃料干柴，麻秸是一种植物，浸油后放在灯上面点燃用于照明，隋唐以前最常用的东西；干柴不用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已经有煤，甚至产生了专门挖煤的工人，可见已经达到了一定消费水平，不过与木柴相比，煤的消费量应该还是相当低的，直至宋代才真正成为燃料主力。另外，还有洗漱用的皂角、保暖用的粗绵、扎头发用的头巾、发冠、身上穿的鞋子、衣服、厨房用的陶碗陶罐，一定也都会在南市出售，甚至也会卖人。曹芳在正始年间曾经派人去洛阳集市暗访，发现有卖七十岁老太太的，他表示非常惊讶，不禁发出了灵魂一问：“这么大岁数，浑身是病，谁会买？”按律法，卖人是违禁的，但官家奴婢除外，而曹芳即位之初就拟定制度：官奴到了六十岁就要恢复自由，给予良人身份。可是市场中那些七十岁老太太着实让人摸不清头脑，连裴松之也满头问号。我猜六十岁才恢复自由的老太太恐怕也难以独立生活，不如还留在官家等着养老，官家自然也不乐意额外养那么多个“妈”，能卖一点是一点吧。

　　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尚未提及，便是盐，应该是南市的主角。盐在两汉经过多次折腾，一会收归官营，一会放开私营，最终汉和帝废除盐铁禁令，搞改革开放，市场自由化，一直持续到官渡之战时期在卫觊的建议下又被曹操搞成了官卖。不过在这段市场开放期间，官盐并没有废止，而是与私盐同时存在，比如刘虞任幽州牧，“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这显然是官盐，而巴蜀地区广都、汉安、南安、汉阳、巫县、涪陵等十六个县有盐井，设置盐官的只有临邛、南安等五县，其余都是民间经营的私盐。可以想见，南市中的盐摊一定有明确规划，官盐区和私盐区泾渭分明。猜测汉末时期，腐败问题严重的官盐应该会比私盐贵上几成。

　　除了这三市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的行业，也就是酒肆、赌场、妓院，他们可能不完全受集市控制。酒在汉代也属于中高端奢侈品，因为需要用粮食酿造，所以比较珍贵，尤其是精加工的清酒以及带有小资情调的葡萄酒。汉末粮食告急，酒价自然贵的出奇，孟达的父亲孟佗（他）用一桶20升的葡萄酒就从张让那里买来了凉州刺史。（【（孟）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三辅决录》注释】）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也极其热衷，专门写文章赞美了一番，称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糵，善醉而易醒。”而杂质相对更多的称作浊酒，很多时候是中产阶级能够消费的商品，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与亲友聚会，酒的口味好坏也不那么重要了。不过丰年倒无所谓，若碰上灾年，通常都会有禁酒令，以保障更充足的粮食供应。由于儒家在东汉地位不断下降，孔子“沽酒、市脯，不食”的观念已不再束缚人心，所以集市上卖的酒已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当然也有很多人人习惯自家酿酒，不过这是需要有家底的。酒肆因为需要临街开铺，所以很可能要在集市规定区域内营业，前面有柜台，后面有酒舍提供座位和饮食。但酒肆更接近今天的酒吧，而不是饭馆，客人以喝酒为主，吃饭在其次，客人也大多是外地官吏或旅客。

　　赌场是古人娱乐消遣的重要场所，汉晋时期最流行的称作“樗蒲（音‘出普’）”，是从外族流传进来的。“樗”是一种树，用它的木材制成五个骰子进行投掷，因此俗称五木之戏。骰子有黑有白，对博时双方轮流投掷，能够得到正反六种组合，有卢、枭、雉、犊、塞之分。掷出五子皆黑，名叫“卢”，是最高的采，称为贵采。所以，游戏者在掷“五木”时往往喊叫希望得到“卢”，即所谓的“呼卢”，后来人们用“呼卢”代指赌博。四黑一白的称为“雉”，次于卢，其余四种称为“枭”或“犊”，为杂采。掷到贵采的，可以连掷，或打马，或过关，杂彩则不能。至今朝鲜还有樗蒲，而两晋时樗蒲的普及程度已经影响到正常工作，东晋名将陶侃曾激烈反对过朝臣沉迷樗蒲：

　　稍微有点文化的喜欢博弈，也就是最传统的六博戏，先秦时期便出现，被认为是象棋的前身，但更类似飞行棋。双方各有数枚棋子和骰子（当时叫做“著”）。六博玩法包括大博和小博两种，西汉及其以前的博法为大博，以杀“枭”为胜，对博的双方各在己方棋盘的曲道上排列好六枚棋子，其中一枚代表“枭”，五枚称作“散”，以“枭”为大。用“箸”六个。对博时，双方先轮流掷著，再根据掷得的“箸”的数量多少行棋。数越大，走的棋步越多。六博行棋时，双方要互相逼迫，“枭”可吃掉对方的“散”。同时，“枭”在己方“散”的配合下，调兵遣将，争取时机杀掉对方的“枭”。对博的胜负以杀“枭”来决定，即《韩非子》中所言“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这一点和象棋中以杀将夺帅为胜相类似。

　　东汉时六博的形制有了变化，出现了二茕（音“穷”，与箸的作用一样）的小博。这种博法是一方执白棋6枚，一方执黑棋6枚，此外双方还各有一枚圆形棋子，称作“鱼”，将它们分别布于棋盘12曲格道上，两头当中名为“水”，“鱼”便置于“水”中。行棋的多少是根据掷骰子的数字而决定，哪一枚棋子先进到规定的位置，即可竖起，称为“骄棋”。随后这枚“骄棋”便可入于“水”中，吃掉对方的“鱼”，称为“牵鱼”。每牵一次鱼，可赢得两个筹码，称为“博筹”，就是比筷子稍长一些的木条。如能首先牵到三次鱼，得六根博筹，即算获胜。不知道刘备得到诸葛亮以后形容自己“如鱼得水”是不是在赌场玩出来的行话俚语。河南灵宝东汉墓出土了一套绿釉博棋桶。在一张坐塌上置长方盘，盘的半边摆有6根长条形算筹，另半边置方形博局。博局上每边有6枚方形棋子，中间有二枚圆形的“鱼”。坐塌两旁跪坐二俑对局，左边一人双手向上前举，似乎在拍手叫好，右边一人两手摊开，形象逼真。

　　汉景帝即位前，与入朝的吴国太子刘贤玩这个当时最火的“桌游”，结果场面确实火爆，因为棋路相争，汉景帝一时气愤用棋盘把对方砸死，这大概也是促成后来刘濞造反的一个重要因素，也由此可见六博戏在两汉时期极为盛行。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博弈并不是单指六博戏，其中“奕”字代表的是围棋，“博”才是赌博，虽然二者都是行棋，但围棋没有赌博性质。不过东汉时期赌博明显盖过了正儿八经的下棋，出现“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班固《弈旨》）的情况，而且还出现了专业赌徒，《后汉书·许升娄传》记载“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正因为六博戏演化为纯粹的赌博，逐渐被“正人君子”们嫌弃，三国时东吴太子孙和曾经痛斥官员们沉迷赌博，因此这个风行一时的游戏到晋代以后便消失了。

　　而赌场外面，还有露天的斗鸡和走狗，都是可以下赌注的，上至权贵下至匹夫都很热衷。但是因为赌场最易滋生打架斗殴，所以大概也是市场管理部门最头疼的老大难问题。总的来说，两汉时人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再加上下面要说的这个行业，那么汉晋时期上流社会的男人简直不要太悠哉。

　　最后谈一谈风花雪月之地，俗称倡馆或伎馆，由于唐代以前中国没有私营妓院，所以这个行业的经营场所都集中在内城的宫门附近，专供上流人士消费。比如西汉长安城有个著名的“章台大街”，街路两边是众多烟花柳巷，西汉有个叫张敞的京兆尹，大约是这个“红灯区”的常客，因而成了众人讥讽的对象：【然（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汉书·卷七十六》）】后世文人更以“走马章台”来形容流连于妓院之人，苏东坡有诗“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由此可见追欢买笑可不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勾当，而逛妓院在唐代则视为风光有面子，可谓放飞自我。目前尚不了解洛阳城的妓馆位置，猜测可能会照搬西安，按照惯例也设在宫门附近，因为两汉的处在宫妓、官妓向市妓、私妓过渡时期。

　　不过这个行业也分好几个档次和类别：以卖艺为主的优伶和以卖身为主的倡伎（娼妓）。“优”指男性演员，“伶”指女性演员，后来“优”字也经常混用，日本文字传承了这个叫法，时至今日依然略同，比如爱情动作片的女主角称为“”，男演员称为“男优”，配音演员称为“声优”。优伶也有分类，“倡优”是音乐类的歌舞演员，“俳优”是语言类的相声小品演员，还有“侏儒”主要从事杂技和魔术表演。倡馆外面有露天的高大舞台（称为“台榭”），以便演员们在某些重大节日里登台献艺，不过这些娱乐圈工作者通常都是接了活以后去别人家里，且正常情况下卖艺不卖身。当然，就像今天混乱的贵圈一样，两汉倡馆的从业人员也有很多界线模糊不清，一些从业者在弹唱歌舞、说话逗趣之外，如果客人要求，也可以进一步做羞羞的事情，把“倡”字的单人旁变成女字旁。曹操的王后卞夫人就是倡优出身，不知有没有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不过这不重要，因为两汉时期的女子尚没有明清时代从一而终的明确概念，贞操是个神马普遍都没有意识，男人们也不太重视这个，控曹操妇孺皆知，儿媳妇甄氏是从袁熙家抢来的，刘备的第一个皇后之前嫁过一次，孙权的女儿孙鲁育先嫁朱据后嫁刘篡，更远一点的，汉武帝的亲娘也是二婚嫁给了汉景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晋书·列女传》中受到特殊追捧的主角们几乎全都有再嫁改嫁经历，由此可见一斑。

　　纯粹卖身的没啥可说的，就是朝廷直接经营，“货源”基本就是罪犯亲属以及俘虏。按律法，犯了重罪的人会被族诛，有时诛三族，有时诛九族。关于哪三族和哪九族目前有很大歧义，本文暂不涉及，但罪犯的亲属女眷经常不会被杀，而是送到妓院开“门”接客，搞资源再利用，由于是官方操作的行为，因此称为“官卖”。两汉时期的妓院客人都是官员，估计即便身份再高贵，如果没有职务也不能享受这种“国家特殊津贴”，因此这时期的称为“官妓”，不过史书上的说法比较隐晦，看上去只是个会暖床的奴婢，【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使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使絜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蔡质《汉仪》）】可见在尚书台值班是个美差，至于“护衣”是不是包括啪啪啪，反正人家没明说，咱就只能脑补了，至少唐朝诗人十分羡慕这样的工作，韩退之有诗“应知侍使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清人俞正燮则明确指出，汉代官奴婢“事同妓妾而无常夫”（《癸巳类稿．除乐户考》），这几乎就是把官奴婢和官妓划等号了。

　　此后，这个特殊人群逐渐向民间普及，魏晋时期出现私妓，到唐代便有了最常见的市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开“叫卖”，人尽可夫。

　　皇帝们没有电视电脑手机，又不能堂而皇之的赌博逛妓院，所以最大的乐趣就是建公园。东汉将阳渠水引入城内，皇帝和贵族们利用这个资源建造了很多公园，目前已知的园林包括濯龙园、上林苑、芳林苑、平乐苑、灵囿、鸿德苑、显扬苑、长利苑、灵琨苑、兔苑。

　　濯龙园是汉明帝修建的，位于洛阳内城的西北角，为东汉最著名的皇家园林，里面种植了大量树木，还有很多奇珍异兽，并且景观规划非常先进，在建设过程中引谷水入园池，开溪流、造瀑布、建桥梁，并在地下埋建繁密的上下水管网。濯龙园的景观建设奠定了台、池、桥、林、山的中国古典园林水利建设模式，对后世园林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芳林园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皇家园林，曹芳即位后改名为华林园，除了有树林、水池和景观，这里还养了一些珍禽异兽。张衡《二京赋》说“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鴡鸠丽黄，关关嘤嘤。”

　　另外，广成苑里面也有很多动物，据薛莹《后汉记》记载，“灵帝光和五年校猎广成苑。”不过这个皇家动物园在汉安帝时期废弃过一段时间，名儒马融以此怒怼安帝软弱，后来汉和帝还把广成苑让给百姓去耕地。但是毕竟马融名头太响，被他怼可不是舒服事情，于是后来的皇帝们重修了广成苑，桓帝和灵帝多次在这里涉猎，以彰武德。

　　当然，动物最多的要数上林苑，这是两汉皇家惯用的猎场，位于郭区西北，平时有卫兵把守，普通百姓不许进入。据《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这个大型动物园可就有趣了，百兽真的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给人一种回到侏罗纪的感觉，班固《两都赋》提到的“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还有张衡《二京赋》里写的“鼻赤象，圈巨狿，揸狒猬，窳狻，揩枳落，突棘藩。……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猎昆駼；杪木末，攫獑猢；超殊榛，摕飞鼯。”有动物学家考证，其中九真麟、窳狻、昆駼大概都是现实中存在的。

　　“麟”大概是鹿、羚羊一类的动物，所以“麒麟”二字都是“鹿字旁。古代的麒麟神兽张牙舞爪，看上去很凶猛，多半和鹿联系不到一起，但在鹿在这个目下其实有许多奇特的亚种，长相有点“犯法”。比如分布于阿富汗一代的“吸血鬼鹿”，因为长着一对吸血鬼一样的长獠牙而得名，学名克什米尔麝香鹿。在古人看来，这种拥有长长獠牙的动物多半是性格凶残的猛兽，畏惧之心油然而生。

　　有獠牙的鹿品种并不少，还有一种鹿名叫“赤麂”，长角獠牙，和传说中的麒麟相当接近。还有毛冠鹿，也长着角和獠牙。这两种鹿都分布在越南、缅甸、泰国一代，而两汉的九真郡就位于今天的越南，所以它们没准就是班固笔下的“九真之麟”。

　　“窳狻”按字面意思就是“瘦小的狮子”，《尔雅·释兽》说：“狻猊如彪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大概是一种中型猫科动物，比如猞猁。

　　“昆駼”现在应该是相对常见一点的，就是喜欢生活在悬崖峭壁上，善于跳跃的大型有蹄动物。《尔雅·释畜》：“騉駼，枝蹄趼，善升甗。”在甘肃、青海、浙江、安徽、湖北、江西、四川、云南、西藏、福建、广东、广西以及陕南等地都有类似动物的踪迹，比如鬣羚。

　　在所有园林中最另类的还是兔苑，“跋扈将军”梁冀的私人园囿，不是皇帝的。《后汉书》记载：【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一个粗暴擅杀的老爷们儿居然喜欢小兔子，这种反差萌也是让人大跌眼镜，不明情况的胡商误杀了梁冀的心爱之物，结果牵连十多人被杀，实在有够变态，爱心放错了地方。

　　所有园林中，最神秘的大概要属西园，直到汉灵帝末期它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不知从何而来，考古也毫无踪迹可寻。然而西园在三国爱好者的心目中一直是最重要的存在，因为汉灵帝那些与荒淫昏庸有关的日子几乎都离不开西园。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

　　这个汉灵帝的私人金库不仅汇集了巨量财富，还在里面给狗穿官服，放荡无度，顺带养肥了一班中饱私囊的太监。不过洛阳城内始终不见西园的其他记载，仅有一个类似的西苑，不知道二者是否同一地点，又或者是城西上林苑、广成苑、平乐苑的统称，这就不得而知了。

　　太学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修建，光武帝“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急。”史书记载，洛阳的太学“在洛阳城外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包括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和教学楼。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13年）进行了翻修和扩建，“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建筑工人达到十一万多，可见工程量的耗大。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奉旨在太学校订五经，并立了石碑，是为著名的“熹平石经”。【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熹平石经在书法和经学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后汉书·儒林列传》

　　汉质帝时，太学人数达到空前的三万，太学生也经常参与到士大夫、宦官、外戚的斗争中，臧否人物，讥讽时事，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两晋时期开始，太学逐渐衰落，唐宋之际虽然也有跟太学类似的国子监等机构，但由于科举兴起，因此官学废置无常，像东汉这样繁荣的盛况一直没有再现。大文豪苏东坡坦言“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下之。”虽然汉安帝时期短暂衰落过，但顺帝时即恢复了风采，达到鼎盛。

　　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牧兒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太学的教授称为“五经博士”，皇帝遇到难题时也会偶尔担任顾问角色。东汉时的选拔标准极其严苛，不但要求教授们必须知识全面，通五经，且层次要深，需专通一经（博五经，精一经），而且还有试用期。如果只是知识面广而无专精，则不予录用，即不能采众家之说，必须以一家之说讲经。光武帝时期，缺少《颜氏》课的教授，一个叫做张玄的人面试成绩第一，被任命为博士，但是几个月以后学生们反应张教授除了讲《颜氏》之外，还兼讲《严氏》和《冥氏》两种学说，结果张玄就被辞退。【会《颜氏》博士缺，（张）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学生挑老师，也是够了，反观当今，学生成了，教师们反而经常有损师德，却能得到学校袒护很少受到惩罚，这一颠一倒之间，东汉重视教育的程度或可略见一二。

　　东汉对“大学教授”的选拔标准之高近乎无理，胜任者不仅要学富五车，能够“穷微阐奥”，还需自成一派，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为当世鸿儒、学术权威，经学大师马融、班彪、郑玄、桓谭都是太学的著名教授。正是在这样的严选之下，才死死守住了学术大门，没有让一些歪瓜裂枣、滥竽充数之辈蚁聚民族之根的教育圣地。

　　当然，高标准自然意味着高待遇，太学博士们的“工资”高达六百石，跟州刺史和尚书台的“公务员”们一个级别，且有单独的公装，到过年还发专门福利（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

　　相比于对师资的严要求，东汉“大学生”们就宽松的多，不但可以自主在校内择师，还能在校外跟随其他学究进行学习，比如郑玄在太学受业，又“师事京兆第五元。”王充在太学期间，同时也去班彪的“校外补习班”上课。另外，东汉的学生之间还会互相促进提高，学长教学弟的情况屡见不鲜。不仅如此，学生们还被允许携带家属入住学生宿舍，比如一个叫做鲁恭的学霸“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对学生的管理如此松散，当然就会产生负面影响，汉顺帝时学生数量太多，宿舍紧张，很多学生只能在校外租房子，鲁恭这种行为就属于占用公共资源，俗话叫做“薅社会主义羊毛，”占公家的便宜。加之汉末朝廷经费紧张，影响了教学质量，而豪门子弟恶习滋长，学校霸凌事件不断，学生散漫之风日盛，到后来，太学生们“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这倒和今天的情况很类似。

　　要上学，就有考试，这是亘古不变的，即便上了班也会考核KPI。但是相对于今天来说，太学的考试对学生来说诱惑力更大。

　　根据记载，太学的学习内容比较简单，总不会超过五经的范畴，教材也不过《易》《春秋》《礼》《诗》《尚书》《公羊》等儒家著作，比孔子时要学六艺轻松了不少。而太学没有毕业一说，考试成绩意味着考生是否会被录取为公务员，太学的学生不都是职业学生，有些已经担任了公职，类似在职研读，所以考试成绩不仅可以作为当官的参考标准，也可以作为晋升的参考项之一。但在东汉前期，太学考试制度并不完善，试卷批改时经常因为对错问题产生纠纷，因此汉和帝时期对此进行了改革，事先按照各门学科拟好50个问题和相应答案，学生抽签作答，博士进行批阅，“五经各取上第六人”，然后上榜公布，朝廷以此为依据进行录用或升迁。汉桓帝时期对考试录用再次进行改革，扩大了录取范围，把成绩最优秀的人分为四等，由学校推荐授予官职，即高第者十五人和上第者十六人皆作郎中，中第十七人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为王家郎，共计录取65人，比之前提高了两倍还多。

　　按照规定，只要在太学学习满两年，就可以参加考试，“国考”两年一次，如果一次不行那就两次三次一百次一千次，只要学生愿意，可以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国家绝对不会予以抛弃。汉献帝为了对那些老学生表示关心，曾下令六十岁以上仍然考试不合格的太学生可以由国家养老。【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后汉书·献帝纪》】当然，优待超龄太学生不是汉献帝首创，他爷爷辈的汉顺帝曾经两次破格录取六十岁以上的老学生。【（阳嘉元年）秋七月……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阳嘉二年）三月……辛酉，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由此可见东汉朝廷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让很多其他朝代汗颜，担得起苏东坡的溢美之词。

　　东汉政府对教师的苛责和对学生的优待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造就了一个学术巅峰。对了，还有汉末的一次“”，即党锢之祸。先有学生刘陶上书向桓帝陈述宦官的罪状，后有学生领袖郭泰与陈蕃、李膺联合，“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他们甚至策划暗杀宦官，但最终泄密，被宦官以“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为由，前后六七百人被杀，被牵连入狱的太学生达一千多人。由此可见，青年学生自古就有反抗黑暗统治的优良传统。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还是因为大混蛋董卓的一把火，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太学也被焚毁，但大量珍贵的书籍、文献、资料都在混乱中损毁或遗失，王允挽救了很少的一批重要书籍，但在后来的李傕、郭汜之乱时全部损失掉了，还有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精华以及民族智慧的熹平石经，也在这场动乱中遭到破坏，聚集了一个民族千百年智慧的殿堂毁之一旦。

　　曹丕称帝后的第五年，下令重建太学，命人修补熹平石经，但又怎么可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呢？熹平石经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历时九年才得以完成。20多位著名经学家先将各种经书文本详加校勘，然后确立了经籍定本。蔡邕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家，皇宫的匾额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以八分隶书书写，八分书有较强的装饰性，笔画讲究起止，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20余万字书写，是一件呕心沥血的事业，蔡邕以相当之毅力完成，石经书法每字每笔精严端庄，被认为是汉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后人无论如何都模仿不来的。此后，熹平石经遭遇了更为悲惨的命运，永嘉之乱后石碑“崩坏者已逾太半”，北魏迁都洛阳前，洛州刺史冯熙、常伯夫毁取石经“以建浮图精舍”，石经遭受一场浩劫，其“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段鹏琦等人发掘的石经残块，就是在一处北魏的房基中，被当做垫地的碎石使用，让人唏嘘不已。

　　如同熹平石经的命运一样，太学也从此失去了色彩，虽然魏文帝曹丕以及他的几个子孙先后意图重现太学往日的勃勃生机，但时过境迁，震荡之余，太学的博士们学识不足，难以胜任，学生们借游学之名在这里苟且偷生，但求果腹、躲避服役，到最后连会拿笔的人都寥寥可数。有些失去的东西没了就是没了，就像没有赶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